摘要:考虑在一个区域内单个充电站为多辆电动汽车(充电顾客)提供充电服务的排程与定价问题.充电顾客的排程(排序)有三种可选择的机制,即从高到低将待充电顾客按下列准则进行排序:1)顾客充电的总报价;2)顾客充电的单位报价;3)顾客在当前时间点之前已充电量的价值.基于上述充电排程机制,提出了一种基于顾客已充电量的平均电价且不依赖未来充电需求的定价机制,证明了所提出的排程定价机制具有个体理性和激励兼容特性.与已有的按顾客获得的最后一单位待充电价格进行定价的方法相比,研究发现:在第1)或第2)种排程机制下,所提出的定价机制顾客充电最终支付价格的期望相同,但方差减小;在第3)种排程机制下,所提出的定价机制顾客最终支付价格的期望和方差均减小.算例结果展示了所提出定价机制在减小充电顾客最终支付价格不确定性方面的作用与效果.

摘要:运用世代交叠模型研究了迁移摩擦对城乡劳动力迁移结构变迁的长期动态特征影响． 研究表明，在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前提下，迁移成本、城镇失业人员的工资和暂时性迁移工 人的工作摩擦共同刻画了中国城乡劳动力迁移的动态变化特征． 当迁移摩擦变化时，农村迁移 人员会理性地调整对教育的投资，进而会影响到迁移人员的教育结构和数量结构，而教育投资 函数的凹函数性质和迁移人员风险厌恶的特征使得技术工对迁移摩擦变动更敏感， 引起技术 工的劳动供给更明显的变化，进而引起技术工工资更明显变化， 为“迁移之谜”出现提供了可 能． 改善迁移人员的住房条件、医疗保障服务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从而降低迁移成本、增加 暂时性迁移工人的就业概率，是加快中国城乡迁移进程和解决中国“迁移之谜”的有效政策．

摘要:逆序构建了 LSTＲ-NLＲE 模型， 并利用 2000． I ～ 2016． III 的季度数据对我国 LSTＲ 货币 政策规则的非线性与非对称性、最优阈值、阈值和转移速度对不确定性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 究． 逆序建模表明，对于 LSTＲ-NLＲE 系统， 若使最优非线性货币政策规则具有 LSTＲ 的形式， 则非线性菲利普斯曲线具有指数形式． 实证研究表明: 我国货币政策呈现非线性与非对称特 征， 且我国通胀预期的阈值与通胀波动幅度相关， 当通胀波动较大时， 通胀预期的阈值较高， 2000． I ～ 2011． III 的阈值为 3% ， 当通胀呈趋势变化且波动较小时， 通胀预期的阈值较低， 2011． IV ～ 2016． III 的阈值为 2． 33% ． 同时，合理的通胀目标( 区间) 对非线性货币政策调整至 关重要． 进一步，我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效应受阈值影响较大，受转移速度影响较小． 在高机制 状态下，LSTＲ 规则更易稳定产出，但却易导致通胀不确定性; 在低机制状态下，LSTＲ 规则不仅 有较长滞后期，而且易导致产出不确定性，但却更易稳定通胀． 中央银行应依据稳定产出和通 胀的意愿程度，来管理通胀预期: 如果中央银行更倾向于稳定产出， 则应使通胀预期位于阈值 水平之上，以使货币政策处于高机制状态; 如果中央银行更倾向于稳定通胀， 则应使通胀预期 位于阈值水平之下，以使货币政策处于低机制状态．

摘要:目前，学术界对选取何种风险调整贴现率期限结构还存在争议，导致对同类投资项目得 出不同的管理指引意见． 针对这一争议，本文通过划分资本产出方式， 寻找影响贴现率结构的 主要因素． 研究表明，不确定的宏观经济产出和项目非系统风险共同影响风险溢价系数， 同时 风险溢价系数决定贴现率期限结构． 其中，当风险溢价系数大于某确定阈值， 贴现率随时间递 增; 其余情况表现为递减．

摘要:传统的度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未能区分金融发展水平的真实提高与过度金融化。因 此，本文分别使用金融竞争力指标以及信贷过度扩张指标度量该差异， 并且在 116 个经济体 2006 年 ～ 2015 年面板数据的基础上，使用面板分位数模型实证检验金融竞争力、信贷过度扩 张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 研究发现: 金融竞争力的提升能够有效的促进经济增长， 且在经济 增长速度较低时影响更大; 信贷过度扩张会显著地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但在经济增长速度较高 时具有较大影响． 该结论在次贷危机后子样本、发展中经济体子样本、不同金融竞争力子指标、 不同信贷过度扩张虚拟变量设定以及系统 GMM 估计下均保持成立． 因此， 改善中国当前金融 竞争力不足与信贷过度扩张共存的问题，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 关键词: 经济增长; 金融竞争力; 信贷过度扩张; 金融发展

摘要:2010 年融资融券业务的开通，不仅为中国市场投资者引入卖空机制，同时也为投机性交易者提供杠杆放大机制． 不同于以往主要从制度变迁视角研究卖空机制， 本文从微观行为视角，系统研究信用账户投资者融资融券交易行为及其市场可预测性． 基于 2011 年 12 月 ～ 2015年 8 月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信用账户投资者在股票价格上涨后增加融资买入， 而在股票价格下跌后提高融券卖出，即采取“追涨杀跌”的投资策略． 进一步研究表明， 融资交易能预测正的未来收益，而融券交易能预测负的未来收益． 此外，融资交易提高了未来股价崩盘风险，融券交易则可以降低未来股价崩盘发生的可能性． 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中国市场投资者融资融券微观交易行为及其市场影响，并为进一步规范发展融资融券业务提供理论依据．

摘要:本文在 Baker 和 Wurgler( 2006， 2007) 研究框架的基础上， 将中国波动率指数( iVX) 作为一个新的情绪代理变量，结合传统的封闭式基金折价率、股票换手率和 IPOs 的数量等变量，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中国 A 股市场的情绪指数， 并分析了情绪指数与市场收益之间的依赖关系和预测效果． 研究发现，情绪指数与市场收益呈负向关系． 然而，其当期依赖关系并不显著，而情绪指数对其后第三周的市场收益有较显著的负向预测关系． 中国波指的加入能够明显提高这种预测效果; 相反，IPOs 的数量则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情绪代理变量． 此外， 采用前两个主成分的加权并不比仅采用第一主成分构建情绪指数在市场收益预测方面表现得更好， 甚至表现得更差． 最后，分析了情绪效应的不对称性，发现正情绪指数对未来收益的影响要远远大于负情绪指数．

摘要:沪港通交易制度的顺利开通，拓宽了两地投资者的投资渠道，推动了我国境内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对中国 A 股市场稳定性有重要影响． 本文以复杂网络理论为基础， 基于最小生成树算法构建了沪股通市场、港股通市场和沪港通市场关联网络，仿真模拟研究不同市场网络在沪港通试点和正式开通前后四个阶段的抗攻击情况， 进而探究我国股票市场的稳定性． 研究表明: 随着政策的不断发展，沪股通和港股通市场网络在保持局部聚集性的同时不断融合; 沪股通市场网络具有较强的聚集性，而港股通市场网络相对分散; 面对随意攻击不同市场均可保持较好的鲁棒性，而面对恶意攻击则呈现一定的脆弱性; 沪港通政策正式开通后， 两市网络的不断融合提高了股票市场的稳定性． 研究结论为我国股票市场稳定性研究提供了新 的思路，同时也为监管者制定监管政策和上市公司维护股价稳定，提供了新的启示．

摘要:以 2000 年 ～ 2012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选取地方官员晋升这一独特视角， 实证考察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并分别从企业产权性质、地区市场化程度和企业政治关联三个维度对这一影响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多角度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官员晋升前期，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都会显著降低，这种抑制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更低和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 扩展检验发现，企业在官员晋升前会通过慈善捐赠而非寻租的方式与政府建立联系，从而进一步挤出创新． 本文研究不仅从微观层面为揭示官员晋升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而且对我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清晰的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