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将金融资产划分为流动型和投资型两大类，引入传统的三期动态投融资模型并拓展到无限期框架，系统考察了金融资产配置如何影响企业投融资决策.理论表明，流动性金融资产有助于降低企业杠杆率并促进未来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即扮演着“蓄水池”功能；而投资性金融资产在提升企业杠杆率的同时会挤出未来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即扮演着“替代品”功能.特别地，流动性金融资产的“蓄水池”功能在不同期限保持一致，但投资性金融资产的“替代品”功能在长期将发生反转，资金池增加会降低企业在未来时期的杠杆率并促进固定资产投资.随后，本文基于2007年～2019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半年期数据，以金融资产持有份额和金融渠道获利分别作为流动性金融资产和投资性金融资产的度量指标，利用多项式逆滞后(PIL)框架实证检验了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投融资变动的时变影响，结果证实了上述理论推断.

摘要:针对股票市场有效性的量化度量问题提出基于递归图和递归熵的度量方法，使用重构相空间的方法把一维股票价格时间序列嵌入到高维相空间中，进而可以在一个拓扑性质不变的高维相空间中通过分析状态向量的轨迹来研究股票市场的动力学行为.对14个发达国家(地区)和12个新兴国家(地区)的股票市场的有效性进行研究，发现不同时间尺度上表现出有效性演化行为.进一步，对市场有效性动态演化规律问题提出EMD+熵谱图的组合分析方法.研究得出：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呈现出“相对有效——相对无效”复杂的动态演化特征及时间尺度效应；社会环境的不稳定性及经济危机对市场有效性呈现负向效应；使用经验模态分解法、最大熵谱分析法及Fisher检验研究发现美国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在不同频率上存在约为3年～5年、11年及25年的周期，这些周期与基钦经济周期提出的3年～4年周期、朱格拉经济周期提出的10年左右经济周期及库涅茨经济周期提出的15年～25年经济周期基本吻合.

摘要:金融机构的复杂股权网络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微观成因和传导渠道.因此，发现和分析股权网络中的关键风险特征结构对金融监管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从知识关联理论出发，基于大规模股权网络构建金融股权知识大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多层股权穿透(MEP)算法，揭示以金融机构为中心的穿透式多层股权网络；提出了关键股权路径发现(CEP)算法，发现金融机构之间的关键股权路径.本文结合案例对以上基于知识关联的股权风险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MEP和CEP算法进行了性能分析与对比.基于真实数据的实证分析和性能分析表明，与传统的股权结构分析方法相比，本文所提出大数据算法能够更加高效和准确地发现和分析关键股权风险结构，支撑系统金融性风险的穿透式监管.

摘要:自然灾害能对企业造成相当的影响，自然灾害的风险管理不容忽视.衡量自然灾害对企业造成的实质性影响，是从企业层面对自然灾害进行风险管理的前提.本文以地震为例，收集我国上市公司于2008年～2015年间发布的，关于企业生产运营是否受到地震灾害影响的公告，定位可能受到实质影响的企业，利用事件研究法，估计地震给企业造成的实质影响.首先，结合已有研究的结论，对研究情境和样本可能存在的情绪性影响进行逐一讨论和检验，未发现有显著的情绪性影响的存在.然后，估算得受影响公告公布当天，样本企业市值平均损失2%,一周内平均损失2.5%,基于多重检验，该损失可以被认为是地震对企业造成的实质影响.此外，还检验了突发事件情境下，我国股票市场的半强有效性，发现市场反应及时，不存在逆转，且可以区分不同信息，说明该情境下我国“股票市场半强有效”假设成立.前述研究结果稳健.

摘要:企业外部环境的治理是一个重要而特殊的领域，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关键在于为企业提供优良的外部营商环境.基于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及区域治理环境的不均衡特征，提出区域投资承载力概念，并从支持力、压力和调节力三个维度构建投资承载力评估体系.在测算我国31个省市投资承载力水平的基础上，从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外部因素出发，实证分析营商环境、区域投资承载力对上市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以2006年～2017年我国深沪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固定效应模型验证了营商环境质量对企业投资效率、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的影响，同时分析了制度营商环境和区域投资承载力综合作用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方向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我国区域投资效率差异显著；2)提高营商环境质量有助于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3)降低投资承载力中的压力、提升投资承载力中的支持力和调节力会促进营商环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正向影响.建议政府营商环境改革的同时，从提升区域投资承载力视角促进企业投资效率.

摘要:基于社会情感财富保护的动机，家族企业会更多地履行绿色责任吗?这种社会情感财富保护的动机会否因为经济期望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聚焦上述两个问题，利用2010年～2016年上市家族企业的数据，得到如下发现：第一，家族对企业的控制能力(包括家族所有权控制、家族成员参与管理以及家族控制时间)越强，则越会更多地履行绿色责任；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意愿(包括家族命名和家族传承意愿)也影响到家族企业绿色责任的履行，尤其是当家族企业有较强的传承意愿时，其履行绿色责任的动力会更强.第二，企业的经济期望在家族控制与企业绿色责任之间发挥了一定的调节作用：当家族企业处于期望顺差的状态时，家族控制能力对企业绿色责任的促进作用会有所强化，家族传承意愿对企业绿色责任的促进作用也会有所强化；当家族企业处于期望落差的状态时，其调节作用没有得到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