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认为金融科技是指借助移动互联、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创新方式，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安全化等手段把金融服务与应用场景紧密互联，实现金融服务提供者流动性、营利性、安全性等目标，满足金融服务需求者支付、融资、投资和交易等功能需求，并且促进金融服务向便利、便宜、普惠、安全等方向发展的综合金融活动总称.本研究从分析移动互联、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及其所推动的金融创新入手，以金融服务三大业务流程为切入点，从支付与结算、信贷与融资、资产管理服务三个方面进行文献梳理.此外，从监管理念变革、监管内容扩展、监管机制重构、监管技术创新四个方面对金融监管进行思考.最后对未来相关研究提出一些展望.

摘要:委托代理背景下的激励机制设计是管理科学研究的重要主题，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如何对从事风险决策的代理人进行激励.本研究设计了一个委托代理框架下的股票交易实验，通过引入投资者和基金经理两类角色模拟现实基金经理决策环境，研究基金经理激励机制与股票市场错误定价的因果关系.结果发现，在对基金经理分别采用线性激励(按比例提成)、凸性激励(奖励好的)和凹性激励(惩罚差的)的三种情况下，市场都出现了股票错误定价现象.与线性激励相比，凸性激励和凹性激励导致了显著更高的错误定价.基金经理风险偏好水平和过度自信水平均为激励机制影响股票错误定价的作用机制.此外，实验发现激励机制是通过影响基金经理风险选择行为而非羊群行为，进而影响股票错误定价.本研究探索了微观层面基金经理激励机制设计和宏观层面市场错误定价之间的关系，对基金公司激励制度设计，以及监管部门加强对机构投资者投资组合风险的审慎监管、维持金融市场稳定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摘要:上市公司违规问题一直备受资本市场高度关注，对于其影响因素的单一维度变量因果关系研究固然关键，但构建有效的整体性预测模型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内部治理视角选取重要的公司特征和高管个人特征构建上市公司违规行为预测模型，以2008年—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机器学习算法LightGBM和SHAP工具，研究两类特征对违规行为的预测能力，重要性排序及预测模式.研究结果表明：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公司违规行为，公司特征比高管个人特征对预测产生的影响更大.其中，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越高、总资产净利率越大、资产负债率越低、高管团队持股比例越高、业绩波动性越小、分析师关注度越高，模型预测违规的倾向越低；高管年龄偏小、公司存在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情况时，模型预测违规的倾向增高.大部分特征均与违规行为呈现非线性关系，与传统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相一致.本研究从预测视角拓展我国公司高管特征研究，为监管部门和投资者提升监管和投资效率、企业完善内部治理机制提供经验证据.

摘要:随着近年来企业中女性董事比例的迅速增加，女性董事在公司治理过程中担任的角色及其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是，学术界关于企业为何选择聘任女性董事这一基础性问题的研究却很缺乏.本研究基于“觉察—动机—能力”(AMC)理论模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考察了行业女性董事比例、国有控股企业、女性领导者、多元化程度、性别平等文化、市场化氛围、财务绩效等七种条件下的组态效应对企业聘用女性董事的多重并发因素和因果复杂机制.研究发现高程度女性董事的驱动机制可以归纳为四种模式：“压力+氛围驱动型”、“压力+能力驱动型”、“压力+需求驱动型”和“需求+氛围驱动型”,而且女性领导者和行业女性董事比例是中国企业聘用女性董事的重要推动因素.研究发现高程度女性董事的驱动机制与非高程度女性董事的驱动机制存在非对称的因果关系.

摘要:尽管精确地评估薪酬监管政策对企业激励机制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政策价值，但囿于数据以及识别策略，当前研究还存在诸多争议和不足.本研究利用2015年初中央政府针对央企实施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这一国家治理机制对高管薪酬构成的外生冲击，考察薪酬激励对央企风险承担行为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高管薪酬不受该改革方案影响的央企而言，受到影响的央企其风险承担水平显著降低；并且企业竞争程度越小、控制链层级越长、高管晋升预期越大，该薪酬改革方案对央企风险承担水平的负向影响越小，可见薪酬管制作为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三个因素呈现替代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该改革方案还改变了央企的高风险投、融资行为.具体表现为债务融资率更低，创新投入规模更大但创新产出却更低.上述检验结果意味着与企业发展相适应的激励机制是提升央企风险承担水平的必要前提.因此，本研究有助于增进对央企高管薪酬契约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对推动和深化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国企综合性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摘要:本研究基于私募基金中GP和LP的博弈视角，在合作博弈框架下，通过决策权归属对公司制和有限合伙制进行界定，引入GP能力参数，探讨了有限合伙制的优势和适用性问题，以及人力资本对企业组织形式和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由于决策权由LP转移到GP,有限合伙制能够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作用，实现更高的人力资本激励和企业价值，但是决策权的转移会丧失LP在收益分配中的优势.只有当GP能力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使得有限合伙制下联盟总体价值的上升足以弥补收益占比下降的负面作用时，有限合伙制下GP和LP收益均会上升，有限合伙制占优于公司制，实现帕累托改进，从而解释了私募基金等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采用有限合伙制的原因.为更好地发挥私募基金支持实体经济作用，培养专业领域的高水平人才是私募基金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有助于形成人力资本提升和产业转型升级良性循环，提高人力资本在收益分配中的相对优势.

摘要:始于2019年末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我国实体经济和各类资产市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也引发了对我国各类资产间溢出效应的广泛讨论.本研究利用基于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的动态溢出指数框架及其频域扩展，探讨了该事件影响下我国股市这一风险资产市场与四种潜在避险资产(国债、外汇、黄金和原油)市场间收益和波动溢出的时域和频域特征.实证结果表明：首先，在该事件冲击下，我国资产系统的总收益和总波动溢出指数及其三个频域成分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加；其次，资产收益溢出的短期成分最大，而波动溢出则以长期成分为主；第三，系统的主要收益和波动溢出来源会因该事件的国内外发展趋势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且一些资产所扮演的角色在该事件期间产生了明显的周期性转变.具体来说，在收益溢出方面，国债和原油分别是中期和后期除股票以外的净收益的溢出来源，且在该事件中期，黄金虽然是短期收益溢出的净接收者，却是中长期收益溢出的净传递者.在波动溢出方面，股票和国债是严重时期和舒缓时期除原油以外的额外波动溢出来源，且此时股票和原油虽然是长期净波动溢出来源，却是中短期波动溢出的净接受者.随着该事件逐渐可控，原油仍是波动溢出的净传递者，而国债则成为了中短期波动溢出的净传递者和长期波动溢出的净接收者.最后，在严重时期，国债，外汇和黄金市场是股票市场风险较好的避风港，同时，持有原油资产空头也可以较好地对冲股票市场风险.

摘要:市场价格剧烈波动与需求消耗不确定是许多企业在采购原材料时普遍面临的情景，因此研究价格与需求同时不确定背景下的最优采购问题至关重要.以往研究都聚焦于价格或需求的单参数不确定采购优化问题，并大多假设这些参数变化具有随机分布信息，而实际情况中价格与需求往往是同时不确定且不可随机观测的.从占线理论出发，首次提出并研究采购价格和需求消耗同时不确定条件下的原材料占线采购问题，构造相应的数学模型，设计竞争采购策略，并证明其具有较好的常数竞争比，数值分析进一步表明了策略具有较好的竞争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