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拓展了新兴古典-超边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关于互联网驱动制造业升级的理论模型，揭示了互联网驱动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制，并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互联网发展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互联网发展对本地区及周边地区的制造业结构升级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长期效应要大于短期效应.机制检验发现，互联网发展主要通过深化专业分工和提升生产效率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并且专业分工的中介效应要明显大于生产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与拥有互联网资源相比，提高一个地区的互联网技术应用水平更能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因在“互联网+”方面的绝对优势，不仅加快了本地区的制造业结构升级，还对周边地区的制造业结构升级产生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以上研究结论为中国实施“互联网+制造业”行动计划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摘要:本研究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构建了一项准自然实验，检验了宏观层面的碳排放权交易对微观企业节能减排的影响.基于2010年—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节能减排数据和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本研究发现参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企业的节能减排绩效显著更高，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有助于企业的节能减排.进一步，CEO的海外经历强化了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与企业节能减排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此外，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企业节能减排的促进作用在污染行业和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中更为突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企业的绿色创新和产业链的环保协作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能够抑制公司层面的碳排放.本研究的发现可以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治理作用提供重要参考.

摘要:促进绿色低碳转型是消费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低碳行为选择对减少消费端温室气体(GHG)排放、实现碳中和愿景意义重大.本研究建立了系统估计线上与线下商品零售和餐饮消费的GHG排放的方法，以北京为例，通过16万次蒙特卡洛模拟仿真实验，评估了不同消费模式下的GHG排放量，并深入分析了低碳消费的减排策略选择.平均来看，线上商品零售和餐饮外卖方式的GHG排放量要高于传统线下方式，线上消费的高排放主要来源于包裹的运输和包装，而线下消费的排放则很大程度归因于消费者购物和餐饮途中的交通方式.研究构建了距离-排放曲线，揭示了线上线下消费选择应遵循的临界点，即线上或线下消费方式的低碳程度与消费者距商店或餐厅的距离及其出行的交通方式有关.若消费者步行或者公共交通出行，线下消费的方式一般更为低碳；而若距商店或餐厅离较远，消费者自驾出行时，则线上的方式更加低碳.包装、运输、配送、出行方式以及消费行为等的低碳化是有效的GHG减排策略，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的策略选择可将商品或餐饮消费的GHG排放最高降低94%.

摘要:基于注意力约束条件下的多目标优化观和资源依赖理论，本研究以我国《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2015)》作为准实验，运用三重差分的方法，以2012年—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地方官员感知的岗位变动预期和环境治理双重压力对辖区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在新考核办法实施后，如果地级市官员面临岗位变动和环境治理的双重压力，其会积极促进辖区内企业提高绿色创新水平.机制研究发现，面临双重压力的地级市官员会通过当地政府更积极地提高规制型和激励型绿色创新政策强度以促进辖区企业提高绿色创新表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对比于高质量的绿色专利，面临双重考核压力的地级市官员对提高企业的低质量绿色专利的促进效应更强，体现出压力下的策略性而非实质性创新.此外，当企业属于重污染行业和非国有性质以及位于高级别城市时，前述影响更为明显.本研究丰富了国家政策激活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相关研究，为如何实现企业绿色竞争力提升与区域环境保护的“和谐共生”提供了证据支持，也对相关部门进一步推进官员考核办法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摘要:本研究基于行为资产定价理论，探讨企业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表现对股票横截面收益的影响机制，以探寻企业优秀ESG评价表现的“绿色”特征，是否能成为其股票价格上涨的“红色”信号.以2010年—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我国股票市场的ESG投资异象；并进一步探究了其产生机制、存在原因和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发现：我国资本市场存在显著的ESG异象，低ESG评分企业相较于高评分企业产生1.40%的超额收益，即ESG评分降低了股票的横截面收益，具有环保和股价“双重绿色”效应.机制检验表明，该异象主要存在于小市值公司样本中，且超额收益源于投资者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反应不足的“错误定价”效应，不服从“风险补偿”假说.研究结果丰富了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从资产横截面收益角度补充了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经济后果，为投资者教育和ESG投资实践提供指引.

摘要:随着售电市场竞争加剧，独立型售电公司作为新型市场主体，面临着“批零倒挂”和“偏差考核”风险，且其售电服务质量具有事前不可观测性，面临着信息不对称风险，优化其售电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不同售电服务质量类型的独立型售电公司具有不同的购电成本和偏差控制能力，故销售电价和偏差考核分摊比例(简称分摊比例)可以成为传递独立型售电公司服务质量的有效信号.本研究考虑销售电价和分摊比例对电力用户策略选择的影响，分别建立了独立型售电公司售电策略的销售电价、分摊比例单信号博弈模型和双信号博弈模型，求解了博弈模型的贝叶斯纳什均衡，比较了不同信号博弈均衡结果及其实现分离均衡的条件，得到了独立型售电公司最优策略.结果表明不同于销售电价信号，分摊比例信号和双信号均可以规避售电市场逆向选择风险，但使用双信号有助于降低售电公司的最优分摊比例和销售电价，增加其销售电量和利润，且实现分离均衡的条件更宽松.本研究可为规范我国电力市场运行、提升电力市场运行效率提供决策支持.

摘要:当前主流电商平台主要提供两种销售模式：平台转销模式和平台代销模式.企业可选择其中一种，也可二者兼取.本研究从产品制造企业视角出发，探究企业在三种销售模式下的质量披露策略——平台转销模式、平台代销模式以及混合模式.研究发现：每种模式下，只有当产品质量高于某一阈值时企业才会自愿披露质量信息，同时当企业内生决策产品质量时上述结论依然成立；高参与型消费者比例增加或搜索成本的提高都会削弱企业披露质量信息的动机.与既往研究不同，当消费者在混合模式下的质量感知差异足够高时，企业在混合模式下即竞争环境中更可能披露产品质量.此外，通过比较三种模式下的企业收益发现，当平台佣金费率极高时，企业仅采用转销模式可以获得更高收益，其他情况下企业采用混合模式能得到更高收益.

摘要: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应用于前置拣选区域的智能接力拣选系统以及配套的储位分配算法，以解决电商平台的订单分拣问题.本研究介绍了该系统化解决方案的设计思路及理念，以及其配套储位分配算法的核心思想，并采用企业实际数据验证了模型与算法的有效性.目前本算法已用于上海发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发网”)拣选线的线边储位优化，结合硬件设备实现了一类商业化的智能拣选产品，显著提升了订单分拣的效率.算法的提出尤其解决了我国电商行业在电商大促期间的人力需求激增而产生的“用工荒”等一系列问题.

摘要:数字化转型为企业降本增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房住不炒政策会作用于企业的经营决策，进而影响企业的转型效果.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探求房住不炒政策实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分析发现：房住不炒政策的实施能显著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资源配置渠道、融资约束渠道、融资结构渠道以及风险防范渠道是该效应实现的四种机制；异质性讨论发现，房住不炒政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间的关系在不同企业特征、行业特征和城市特征下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点；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房住不炒政策会对这一影响产生负向调节作用.本研究拓展了房地产市场调控影响微观企业行为决策相关研究的边界，也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

摘要:知识经济时代，通过民营企业的知识赋能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机之一.本研究基于隐性知识分享视角，构建混合寡头竞争模型探究民营企业参与混改的最优股权结构及其福利效应.研究发现：激励民营企业分享隐性知识需使其参股比例高于特定阈值，“拉郎配”式混改无法提升社会福利.恰好激励隐性知识分享的参股比例为混改的最优股权结构，在该股权结构下，当且仅当国有企业对隐性知识的吸收能力高于特定阈值，且隐性知识价值位于合理区间时，混改才能提升社会福利.进一步考虑显性知识转移、递增边际生产成本、异质产品竞争、国有资本多目标等因素发现，激励隐性知识分享的参股比例阈值结构与混改的社会福利变化情况保持稳健.同时发现，产业链纵向互补情形下民营企业具有内生知识分享激励，但合理的股权结构对社会福利依旧至关重要.最后，本研究还发现，当隐性知识价值为民营企业私有信息时，可通过合宜的合约设计进行甄别.本研究提供了知识经济时代混改策略的理论分析框架，丰富了中国特色企业理论，对提高国有企业市场化混改效率具有启示意义.

摘要:压力测试作为一种重要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日益成为金融监管讨论的重要议题，然而目前仍不清楚压力测试是否达到了增强我国金融稳定的目的.本研究以2012年—2019年参与央行压力测试的银行为研究样本，基于《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披露的压力测试结果，构建银行“压力测试敞口”指标，实证考察上述宏观审慎政策对参试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结果表明：“压力测试敞口”的上升促使参试银行承担更少的风险，表现为降低其被动风险承担水平而非主动风险承担意愿，并且上述效应在国有(大规模)银行中更加显著.随着压力程度增加，参试银行减少了传统信贷资产风险敞口，同时增加了影子银行业务敞口.风险资产组合的调整在不同类型的银行中存在差异，随着“压力测试敞口”的增加，非国有(中小规模)银行显著调低了高风险行业贷款，但通过增加影子银行资产以规避监管，而国有(大规模)银行则倾向于主动减少影子银行业务.本研究有助于加深对监管行动和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的理解，对于政策层完善和调控监管规则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