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激励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中国政府出台了大量相关补贴政策，但政府补贴对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的复杂影响机制尚不清晰，激励效果也尚未达成共识.为此，本文聚焦2011年—2020年中国A股上市的新能源制造业企业数据，构建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政府补贴对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补贴总体上促进了新能源企业的技术创新，样本区间内，政府补贴每提升1%,新能源企业专利申请提升0.82%; 2)研发投资和创新人力资本在政府补贴促进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企业金融化会发挥调节效应，增强政府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3)政府研发补贴和非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短期内研发补贴每提升1%,新能源企业专利申请提升1.064%,长期时研发补贴与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呈现倒U型关系；非研发补贴每提升1%,新能源企业专利申请提升0.61%; 4)政府补贴对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知识产权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显著，而在知识产权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则不明显.这些研究结果将为政府制定新能源产业政策和新能源企业用好政府补贴提供有力的决策参考.

摘要:供应链是企业间诱发知识边缘溢出效应的核心渠道，但分析供应链上的知识边缘溢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微观作用机制的研究还十分匮乏.本研究创新性地基于供应链关系视角，系统考察制造业中客户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出在“量”和“质”不同维度上对其供应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揭示供应商企业绩效产生的连锁反应.研究发现客户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出对其供应商企业未来绿色技术创新起到了“增量提质”的作用，即引发了其供应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全面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客户集中度高、非国有和南方地区客户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供应链溢出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客户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其供应商企业未来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溢出效应.本研究揭示了供应链溢出效应在我国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中的隐性促进作用，对于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以畅通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摘要:本研究认为金融科技是指借助移动互联、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创新方式，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安全化等手段把金融服务与应用场景紧密互联，实现金融服务提供者流动性、营利性、安全性等目标，满足金融服务需求者支付、融资、投资和交易等功能需求，并且促进金融服务向便利、便宜、普惠、安全等方向发展的综合金融活动总称.本研究从分析移动互联、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及其所推动的金融创新入手，以金融服务三大业务流程为切入点，从支付与结算、信贷与融资、资产管理服务三个方面进行文献梳理.此外，从监管理念变革、监管内容扩展、监管机制重构、监管技术创新四个方面对金融监管进行思考.最后对未来相关研究提出一些展望.

摘要:用户创业是近年来的一个新兴议题，本研究以虚拟创新社区为背景，基于动机的有机整合理论，诠释了社区参与激励、用户创新行为对用户创业意愿的影响，以及用户角色认同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两个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社区参与激励正向影响用户创新行为，进而正向影响用户创业意愿；2)用户创新行为在社区参与激励和用户创业意愿之间起着中介作用；3)社区参与激励通过用户创新行为对用户创业意愿的间接影响受到用户角色认同(包括志愿者角色和创业者角色两类)的调节.具体而言，志愿者角色认同对社区参与激励通过用户创新行为影响用户创业意愿的间接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而创业者角色认同则对这一间接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通过探讨虚拟创新社区中用户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从社区激励层面，客观、全面地揭示了用户创业意愿的形成机制，有助于完善用户创业理论体系，而且对于帮助用户进行科学的创业决策和推动虚拟创新社区实现创新孵化的成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摘要:基于种类扩张模型，将知识产权保护、前沿技术差距和技术追赶统一于一个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研究后发国知识产权保护与该国技术进步之间的动态影响机制.研究表明，自主创新和技术模仿产生的技术追赶效应会随着前沿技术差距动态变化，致使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追赶的影响关于技术差距存在“门槛效应”.该“门槛效应”合理解释了国别层面上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和抑制技术进步同时并存的悖论和发达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悖论，并且国家基础创新转化能力与国家技术引进吸收能力会显著影响该门槛值.数值模拟显示：恒定低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会使技术后发国落入“技术追赶陷阱”中.随着技术差距由远及近，先松后紧地逐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是最优动态技术追赶策略，有利于后发国摆脱“技术追赶陷阱”,完成技术追赶过程.运用跨国面板数据，采用门槛模型验证了存在“门槛效应”的结论，实证结果不受内生性问题和核心指标不同测度方法影响.本研究有助于中国因时制宜和因地制宜地制定最优动态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促进自主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摘要:加快构建领军企业创新链是我国科技发展征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然而，目前对领军企业创新链的模式尚缺乏深入研究.本文聚焦产品类型和技术创新路径这两个重要的情境因素，选择四家分属不同情境的中国领军企业作为案例企业，通过对案例企业在其关键产品研发中的创新链部署过程进行多案例比较分析，探究领军企业创新链的模式及其与创新情境的匹配.研究发现，产品类型和技术创新路径对领军企业创新链的结构与运行特征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在数据资料中对案例企业创新链部署过程进行扫描，分别从创新链的结构与运行视角对不同情境下领军企业创新链的特征进行了归纳，提炼了领军企业创新链的四种模式，分别是：“共生开放型”、“线性开放型”、“共生聚合型”和“线性聚合型”;并采用模式匹配技术构建了情境因素与领军企业创新链模式之间的关联.研究结论可以为不同行业的领军企业根据所处情境有效部署创新链提供理论指导，并为政府制定创新链相关政策提供有效参考.

摘要:本研究从社交网络的视角研究电力市场绿色科技创新与企业绩效如何协同演化.基于2009年—2019年电力上市公司绿色专利与基本运营数据，构造包含决策层与影响层的两层网络，运用深度学习拟合两层网络间映射关系，建立企业绿色科技创新与绩效的协同演化机理模型，其中，企业作为每层网络中的节点，并具有社交网络属性，在网络中交换信息；同时，借助观点动力学仿真企业间交流解释演化过程，通过比较企业间不同的绿色创新博弈关系，分析企业绿色科技创新决策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当绿色科技创新边际效应高时，企业间交流对企业决策影响较弱，企业创新决策主要由绩效驱动，此时企业应注重自身经营状况，提高财务绩效，为绿色科技创新提供坚实的基础；其次，当企业间绿色科技创新关系为公共物品博弈时，创新决策与企业绩效呈正向相互影响，邻域内企业决策影响作用增强，且企业间交流越频繁，企业中选择积极创新的比例越高，同时企业经营能力对积极创新的影响更显著.本研究为电力企业科技创新决策提供理论支撑，丰富了绿色创新与企业协同发展理论.

摘要:引入国际背景的创投机构是利用国际资金、技术和管理要素支持初创企业的重大举措.本研究构建基于创投机构和初创企业双边匹配的结构模型，以清科数据库的创投事件为样本，研究国际创投机构能否为企业创新提供增值服务.实证发现：国际创投机构支持的企业其投前创新潜力比本土创投机构支持的企业更大，但投后创新数量和质量均差于本土创投机构支持的投前同质企业.机制检验显示，投资了更多同类企业的国际创投机构未给企业的投后创新数量和质量带来更多负面影响，排除了国际创投机构攫取企业创新成果的可能；无论是采用分阶段投资策略还是联合投资策略，都不能显著提高国际创投机构支持的企业的投后创新数量和质量，表明国际创投机构缺乏有效手段克服外来者劣势，因而未能发挥专业优势为企业创新提供增值服务.2013年新股发行体制市场化改革后，国际创投机构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减弱.结论为在当前时点推动创投对外开放从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提供了依据.

摘要:国家顶层战略如何影响微观企业跨国并购的财务和创新绩效?虽然这一问题的研究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但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问题研究甚少.本研究以“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国家顶层战略的提出来构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来检验该倡议对我国上市公司跨国并购财务和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倡议提出后，相比于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并购，我国上市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并购可以更大幅度地提升并购后公司的股票市场表现、创新产出和生产效率.进一步研究“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机制还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通过提升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与文化交流、优化东道国投资环境、出台投资优惠政策等途径来降低跨国并购中的信息沟通成本和政策不确定性，从而提升跨国并购的财务和创新绩效.本研究不仅从国家顶层战略这一崭新的视角深化和拓展了跨国并购领域的研究，而且为政府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科学决策的理论依据.

摘要: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创新主体的组织形态发生了重要变化，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范式顺应而生.由此，本研究基于将生态系统概化为隶属关系的观点，探讨生态网络结构对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的影响机理及其情景因素，并通过收集生物医药行业145家上市公司2010年—2018年构成的1 305个观测值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和多元回归等方法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生态网络结构的两个维度(生态网络密度和生态网络结构洞)均对价值共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稳定性在生态网络结构的两个维度与价值共创关系之间发挥中介作用；3)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度调节生态网络结构的两个维度与价值共创的关系，且调节效应存在差异；4)生态网络惯例在“生态网络结构洞-稳定性-价值共创”中介路径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但由于过强的网络规范共识会导致合作伙伴之间的路径依赖，其调节“生态网络密度-稳定性-价值共创”中介路径中的边际效应减弱.本研究不仅完善了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的理论框架，也为企业打造更加持续稳定的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提供了理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