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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让科学家更懂自己

“永恒的女性，引导人类前进”，200年前，歌德这样赞颂女性。居里夫人、罗莎琳·富兰克林等杰出的女性科学家为人类科技发展、社会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在科学界，在学术产量、引用、奖项以及收入方面等性别不平等问题普遍存在于各个学科和各个国家。Cole和Zuckerman (1984)提出的“生产力之谜”（productivity puzzle），即男性和女性在科研生产力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只是科学界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的一个缩影而已。此后，持续不断的证据表明男性比女性科学家在学术生涯能发表更多的论文，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研究者们将科学界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归因为性别不平等在多方面的体现，例如家庭责任、资源分配、合作、刻板效应、专业化分工等。科学界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不仅影响女性科学家职业生涯的发展，还会带来更深远、更广泛的现实影响，例如影响下一代对STEM学科的印象，对女性健康不利等。

有研究表明，由于已有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新冠肺炎的爆发对“弱势群体”的负面冲击更大。那么，新冠肺炎的爆发，会加剧科学界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吗？会加剧哪些方面的性别差异？随着疫情的发展，性别差异如何演化？

由来自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香港大学及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学者组建的团队，近期发表于《Journal of Informetrics》上的论文，对这些研究问题展开了探究，并探讨了科学政策及性别政策需要如何完善和改进，以此降低科学界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以及大流行病期间，提高女性科学家的福利。该论文基于冠状病毒相关科学文献的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从论文产量，团队的领导力，合作的性别构成以及论文的被引频次等方面，探究了新冠肺炎发生前以及发生期间，冠状病毒研究领域的性别不平等的演化（第一作者为复旦大学柳美君博士，该团队之前在《JASIST》上发表的论文，从性别不平等的角度，进一步说明了全球大流行病对科学界的影响机制）。具体发现如下：

1.疫情期间，男性和女性科学家产量都增加了，但男性增长幅度更高

在人类社会，不管是交谈、写作还是欣赏音乐，这些交流都有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可以抽象为一串离散的字符。由此进一步地将这些字符串分为一个个的组件，而后将这些组件作为网络节点，并且将连接这些组件的转折性词句作为网络连边。借鉴这样的思路，我们就通过网络科学的工具来研究人类的交流行动。之前的研究中，人们关注的是网络本身的复杂度和其存在的规律。然而，不论是语言还是音乐，其唯一的目的就是交流思想与情感，而交流是否高效，取决于接收信息的人如何反应。因此该研究的创新点在于首次用网络科学的工具来研究信息如何被接受，其信息传播过程中会呈现出怎样的规律。

不论是阅读还是交谈，我们的大脑总在不断地，对将要面对的交流内容进行预判，并根据和事实的吻合程度，实时地修正预测。这在认知科学中，这被称为预测编码理论。

另一个和该研究相关的，是最优学习率，即在学习新知识时，15%的未知信息搭配85%的熟悉内容，能够让大脑最高效地吸收新的知识。而本研究的则将问题翻转，即探寻所交流所使用到的质料，需要满足何种结构，才能契合大脑固有的特征，从而使交流更加高效？在引入网络之前，对于一个字符串中包含了多少信息，量化的指标来自香农提出的“信息熵”。然而该定义描述的是信息产生者所产生意外的多少，而不是信息接收者所获取的信息。使用交叉熵，可以量化信息接收者预期和发送者之间的差异。

2.疫情期间，男女合作的团队的发文比例降低，男女合作受到损害

研究进一步发现，男女合作的团队的发文比例在疫情期间显著降低6.8%，而单一性别的团队的发文比例显著提高。具体地说，成员全部为女性的团队的发文比例提高了1.8%，而成员全部为男性的团队的发文比例提高了5%。

本研究还发现疫情的爆发增加了同性别合作，特别是男性科学家之间的合作，但损害了男性科学家和女性科学家之间的合作。由于具有相同背景和特征的人倾向于相互联系，“同质性”或者“相似性”决定了科学合作的建立和维持。不同性别的科学家的合作天然具有更高的沟通成本，因此在新冠疫情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下，可能变得更加脆弱。因此，不管男性科学家还是女性科学家在疫情期间都更倾向于与同性合作。

3.疫情期间，女性科学家的“引用弱势”更加严重

回归分析发现，在疫情期间，与第一作者为男性的论文相比，第一作者为女性的论文的被引减少了8%。然而，研究发现，在疫情发生前，论文的被引频次与第一作者的性别是没有显著关系的。同时，不管是疫情前还是疫情期间，女性作为最后作者的论文比男性作为最后作者的论文更少地被引用。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当女性在论文中作为主要作者时，论文获得更少的被引，而这种“引用弱势”在疫情期间进一步加深。

4.随着疫情发展，在以上方面加剧的性别差异逐渐回落到疫情前的水平

随着疫情发展，在初期阶段，在论文产量、团队性别构成等方面的性别差异随疫情的严重程度而加剧，但是以上方面的性别差异不会一直持续扩大，而是逐渐回落，最终趋于正常时期的水平。截止2020年9月，以上方面的性别差异基本已经回落到了疫情前的水平。这说明科学界遭遇重大全球性危机的时候具有一定可恢复性。

该研究还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对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进行了测试，例如进行个人层面的分析和使用其他识别作者性别的工具等。研究对冠状病毒相关论文作者的特征进行了分析，没有发现疫情前和疫情期间，冠状病毒相关论文的作者的特征发生结构性变化。这说明观测到的性别差异加剧的现象不能简单归因为由于疫情的发生，其他领域的作者进入冠状病毒研究领域，并对该领域的性别差异造成影响。此外，研究对肿瘤领域的相关论文进行了探究，并没有在肿瘤领域发现性别差异在疫情期间扩大的现象。原因可能在于，由于肿瘤领域不直接与新冠病毒相关，因此由于从论文产生到论文发表期间的时滞，由于本研究时间窗口较短，还不能观测性别差异方面的变化。本研究的发现还需要进一步在更长的时间窗口中，以及其他领域中进行检验。

科学界长久以来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不利于女性科学家的职业发展。以往研究发现在某些学科或某些方面，科学界的性别差异正逐渐下降。然而，本研究发现这一趋势在新冠肺炎期间逆转，即性别差异在疫情发生早期突然加剧。

基于上述发现，该研究认为，疫情期间，为了减小疫情对科学界的冲击以及减小性别不平等问题，政府和基金机构应该鼓励女性科学家作为领导者参与研究项目，同时促进女性科学家与男性科学家的合作。应该给予女性科学家，特别是直接与疫情相关的，受到疫情影响最大的领域的女性科学家，更多的政策支持和基金支持，以此帮助女性科学家克服疫情期间面临的挑战。

参考文献：

Liu, M., Zhang, N., Hu, X., Jaiswal, A., Xu, J., Chen, H., ... & Bu, Y. (2022). Further Divided Gender Gaps in Research Productivity and Collaboratio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Evidence from Coronavirus-related Literature.Journal of informetrics, 101295.

Liu, M., Bu, Y., Chen, C., Xu, J., Li, D., Leng, Y., ... & Ding, Y. (2021). Pandemics are catalysts of scientific novelty: Evidence from COVID‐19.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_0kuwyD6Fwi5YKajxu7I7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