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6年10月1日, 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篮子, 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人民币国际化为经济活动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伴随着汇率风险传播的可能性, 这体现在不同货币汇率的极端联动性上.所谓极端联动性, 是指不同货币汇率同时大涨或大跌, 这不利于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 也会影响实体经济的有效运行.因此, 研究货币之间极端联动性的特征和原因有着重要意义.本文首先采用多种动态的Copula模型, 研究了欧洲地区主要国家货币汇率和人民币汇率之间从2008年到2016年间的极端联动现象.发现, 两个地区货币汇率的极端联动现象自2016年起有所增强.这不仅体现在极端联动的概率显著上升, 还体现在其持续时间的延长.为了解释该风险溢出现象背后的原因, 本文随后研究了影响极端联动概率的可能因素, 包括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 中欧双边贸易的开放程度, 以及金融一体化的程度等.面板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结果显示, 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于中欧地区货币汇率的极端联动现象有着重要的影响, 其中中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起主导作用, 尤其是在进入2016年之后.本文认为降低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将会有效地减少汇率风险的传播.

摘要:不能给投资者提供任何额外回报的“高送转”却总能带来显著的正市场效应, 这一非理性现象也被部分上市公司利用进行利益输送, 帮助内部人减持、定增投资者撤退, 而存在股权质押的控股股东为了降低质押物爆仓风险也期望提升股价, 因此本文以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视角作为切入点, 在控制前述两种利益动机之后, 研究其对上市公司“高送转”的影响, 结果发现: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进行高送转的概率更高, 且股权质押数量越多, 上市公司越易进行高送转, 通过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 同样存在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 股价下跌的更容易推出高送转.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了“高送转”背后的动机, 也为监管机构近期关于加强对“高送转”现象监管和问询的决定提供了经验证据.

摘要:选取我国沪深A股所有股票作为研究对象,采用OLS回归残差标准差提取和GARCH(1,1)加权平均等两种方法估计特质波动率,并利用Fama-MacBeth横截面回归法和分位数回归法对特质风险与股票预期回报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OLS回归结果表明我国股票市场的特质波动率与股票预期回报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分位数回归则表明我国股票市场的特质波动率风险与股票预期回报之间的关系是随着分位水平的变化而变化的,特质风险在低分位水平下与股票预期回报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在高分位水平下则与股票预期回报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摘要:基于共同风险因子的相依关系转换为不同资产的违约示性函数的相依关系来刻画的思想,利用参数为Gamma分布线性组合的Poisson分布来描述不同资产的违约示性函数的相依关系,建立基于混合泊松分布的信用资产组合多因子的风险度量模型,并引入重要抽样技术到模型进行有效数值模拟计算,拓宽和丰富信用资产组合风险度量模型.进一步地,结合中国金融市场四个产业的数据把混合泊松分布应用到实证研究中.在模型的构建过程中,首先运用经典的结构模型和期权定价公式估计单个债务人的动态违约概率;再利用单资产动态违约概率得到混合泊松模型下每个资产的动态泊松强度;接着结合共同风险因子的值求得资产不同的因子载荷系数,该因子载荷系数反映了不同资产间的相依结构程度;最后,把重要抽样技术发展到混合泊松模型中,对由不同产业组成的信用资产组合的损失分布进行有效Monte Carlo模拟.模拟结果表明该算法比普通Monte Carlo模拟法的计算效率更有效,且能很大程度上减少所要估计的损失概率的方差.

摘要:通过区分交易商的知情程度,本文引入了部分知情交易商,构建了暧昧环境中存在部分知情交易商的理性预期均衡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抑制内幕交易的措施对资产定价和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存在部分知情交易的金融市场上存在理性预期均衡,且相应的交易商分布均衡不唯一;差异系数的变化将引起完全知情交易商和不知情交易商的比例都发生同向变动,而完全知情交易商的表现最为敏感.同时还发现,转变成本的增加虽然能够抑制内幕交易,但福利水平也会下降;然而,通过降低差异系数虽不能明显抑制内幕交易,但可以减少极端交易;不知情交易商面临暧昧程度的下降也会起到抑制知情交易商的作用,同时有可能提高福利水平.

摘要: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经济后果一直是近年来理论界研究的焦点.在强制性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中, 管理层对社会责任报告第三方鉴证的自愿选择权反映其机会主义动机, 本文尝试切入企业违规风险的视野, 考察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经济后果.研究结果表明, 从影响效应看, 社会责任强制披露与企业未来期违规风险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 进一步分析表明, 在未进行第三方鉴证的公司中, 社会责任强制披露与企业未来期违规风险呈显著正相关, 而在自愿进行第三方鉴证的公司中两者间不相关.从作用机理看, 社会责任披露对企业未来期违规风险的影响渠道主要来自于管理层代理成本, 而不是大股东代理成本和信息环境.从治理因素看, 内部控制质量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均未对上述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形成显著的治理监督效应.本文在理论上为社会责任强制披露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支持, 在实践上为监管部门优化社会责任强制披露以及鼓励社会责任报告第三方鉴证等制度安排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摘要:利用Theil指数测算了1995年至2012年中国地区间收入差异.结果显示,2003年后地区间收入差异开始不断下降.本文利用反映加工贸易的地区间投入产出模型,建立了地区间收入差异的结构分解模型,分析了地区间收入差异下降的原因.结果表明,投入结构的变化有效降低了地区间收入差异,而最终需求的变化大幅加剧了地区间收入差异.进一步研究表明,国内需求规模的扩大、地区间中间品贸易往来的加强、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人口迁移是地区间收入差异下降的最主要因素.本文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缩小地区间收入差异,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