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产业创新网络是由产业内以创新为目的、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企业以及企业间关系耦合而成的网络.产业创新网络的演进机制是其研究的关键内容，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定量研究成果较少.文章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将产业创新网络描述为企业间以创新为目的的关系网络;企业节点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产业创新网络结构，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是产业网络创新的基础，企业的进入与退出机制以及企业的行为决策影响产业创新网络的演进过程，基于此构建基于多智能体的仿真模型来分析产业创新网络的演进机制;中国基于TD-SCDMA标准的3G产业网络演进过程实例表明，该仿真模型能够有效反映产业创新网络演进的特点，仿真模拟是分析产业创新网络演进机制的有效方法.

摘要:在网络外部性市场环境下,为研究制造商质量决策和零售商经营目标策略选择之间的影响机理,构建了制造商质量决策和单零售商群体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网络外部性和可变质量成本系数对零售商经营目标选择、制造商质量决策、以及节点企业利润的影响.研究发现,1)当制造商只拥有部分市场决策权力时,其质量决策将受到零售商的经营目标策略调整的影响,而零售商经营目标的策略调整则取决于网络外部性大小.当网络外部性较小时,零售商的经营目标将演化稳定为利润最大化,此时制造商将制定较低的产品质量水平;当网络外部性处在中等水平时,零售商的经营目标将演化稳定为利润最大化和收入最大化的混合目标策略,此时制造商将制定中等产品质量水平;当网络外部性较大时,零售商的经营目标将演化稳定为收入最大化,此时制造商将制定高产品质量水平.2)当网络外部性处在中等水平时,其与可变质量成本对零售商经营目标的选择呈现出交叉影响效应,随着可变质量成本的减小,零售商经营目标策略将从利润最大化策略向混合策略,或者混合策略向收入最大化策略演变.3)网络外部性对制造商产品质量的影响效果与可变质量成本和零售商经营目标选择有关,网络外部性效应的增加并不总是使得产品的质量降低.

摘要:研究了在在线旅游服务提供商(OTA)参与的市场上，航空公司对于在线直销与分销渠道的选择和最优定价问题.一方面，依据旅客是否通过公司直销的购买行为，将其分为“忠诚”旅客和“不忠诚”旅客;另一方面，各个航空公司通过设定不同的直销定价及分销提成来最大化利润，而OTA平台也会根据旅客需求和航空公司决策来设定分销价格.研究发现，相对于OTA平台，航空公司的旅客需求对价格的变动更为敏感;旅客忠诚度水平越高，竞争者数量越多，航空公司越不愿意加入OTA平台;当平台上竞争者达到一定数量的情况下，没有航空公司有动机加入或退出OTA，航空市场达到均衡状态.算例结果支持了模型的解析结论.

摘要:鉴于临界用户规模由平台价格等变量内生决定，与文献视其为阻碍平台发展的主要因素观点相反，提出了通过调控临界用户规模大小提升双边平台利润的两阶段定价策略.引入复杂网络方法构建了包含临界用户规模的两阶段定价模型，基于数值计算结果分析了两阶段定价策略的效果，考察了平台服务质量、交叉网络效应和度分布指数等参数对最优定价策略及其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基于临界用户规模的两阶段定价策略可以显著提高平台企业的最优利润，提高相对服务质量优势有助于提高两阶段定价策略的最优利润和市场份额，提高交叉网络效应强度或增大度分布指数将提升两阶段定价策略相对于不考虑临界用户规模的传统定价策略的利润改进效果.研究结论为平台管理者制定利用临界用户规模特征提升利润的价格策略提供借鉴和启示.

摘要:增强指数模型旨在用少量的成份股构建指数跟踪组合，以期在跟踪指数趋势的同时获取高于指数平均收益的超额收益.当市场指数下跳时，跟踪组合会跟随指数趋势而产生巨额损失，因此有必要在传统的增强指数模型中加入下端风险约束，以阻止跟踪组合随指数下跳的风险.下偏矩(lower partial moment,LPM)作为下端风险度量工具，具有良好的理论性质且涵盖了损失概率、期望损失、下半方差等经典度量方法，因此本文构建LPM约束下的增强指数模型.该模型有三个特点:第一，具有更加一般的目标函数且允许投资者根据自身的目标设置参数，通过调节模型中的权衡参数，模型可以退化到传统的指数复制模型和超额收益最大化模型;第二，加入非参数LPM约束，以控制跟踪组合的下端风险;第三，得到目标函数和非参数1-阶LPM的凸性，证明了基于非参数1-阶LPM约束的增强指数模型是凸优化问题.模拟和实证结果表明，本文的模型能够控制下端风险并获得超额收益.

摘要: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企业创新持续吸引了政府、学者与媒体的关注.尽管研究表明创新会提升企业长期业绩，然而，在基金绩效评估中，针对基金经理对创新企业的偏好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依然较少.本文利用我国开放式基金的投资组合数据，考察基金偏好投资于创新型公司是否能提升基金业绩，并进一步基于基金特征与基金经理交易能力，深入探讨前述发现的横截面差异.研究发现:偏好投资于创新型公司的基金在长期能够创造更高的超额收益;基金的行业偏好、团队基金经理以及投资组合集中程度对基金投资于创新型公司存在正面影响.本文的结论对于投资者、基金公司以及监管部门在投资实践中如何评估创新型公司的影响提供了明确的政策借鉴.

摘要:本文以风险投资家的职业背景为研究视角，对比研究金融背景和实业背景风险投资家的投资业绩.借助风险投资项目、风险投资家个人、被投资企业的样本和数据，本文发现:相对于实业背景的风险投资家，金融背景的风险投资家更为成功，表现为所投资项目有更高的IPO退出率.而且，金融背景的风险投资家投资风格更为激进，如更倾向于进行独立、跨地区、大金额的投资.究其背后机理，本文发现金融背景的风险投资家能够利用其金融职业背景更好地支持被投资企业.譬如，有助于被投资企业更快获得下一轮VC融资，在IPO过程中帮助其雇佣声誉更好的承销商，且IPO抑价率相对较低.

摘要:从“互惠式”的利益框架出发，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内部人会否以及如何利用信息优势与证券分析师形成关联，并损害外部投资者利益的命题.使用2007年～2013年内部人减持与分析师评级数据，研究发现:1)分析师在内部人减持前会集中发布乐观评级报告，内部人减持的金额与分析师乐观评级的数量正相关; 2)这一关系在非高管股东与高管股东减持时均存在，并随高管影响力的提升而增强; 3)这一关系更可能在内部人管理公司信息环境动机强烈时出现; 4)内部人和分析师的以上行为增加了彼此收益，内部人通过减持获得了超额收益，而分析师获取了更多私有信息.这些证据总体上支持了公司内部人与分析师“共谋”的猜想.这些发现全面地展现了公司内部人与分析师进行互惠利益交换的动机、手段与后果，增进了对新兴资本市场中公司内部人与分析师互动行为的理解，也为监管部门加强披露监管、打击内幕交易、维护市场秩序提供了一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