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总结经济科学发展的国际趋势，梳理过去十年中国内地经济科学学科发展的成果与问题，分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对推动中国经济科学学科发展的重要作用，结合国家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需求，提出中国经济科学长远发展的总体构想和战略目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经济科学学科“十四五”规划制定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摘要:本文综合利用投入产出技术和弹性分析法等方法从全球价值链视角量化模拟了美中贸易关税战对双方经济、就业和世界经济的冲击．结果显示，若美国单边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中国的出口、国内增加值以及就业将遭受重大损失，与此同时，美国也会因为中间品贸易受阻而遭受损失．中美相互贸易战会造成“双输”结果，比较而言中国的受损程度大于美国．此外，中美贸易战会使得全球生产链部分断裂，冲击生产链上欧盟、日本和韩国等经济体，加大世界经济下行的风险．政策启示上，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缺乏合理的经济基础，美中贸易战不符合双方经济利益，双方合作共赢才是最优选择．

摘要:通货膨胀会使财富从债权人向债务人转移，因而对同时兼具债权债务性质的商业信用具有非对称性贬值风险．本文基于这一视角，以2003年～2017年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季度数据为样本，研究通货膨胀如何影响商业信用结构调整行为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通货膨胀水平越高，企业商业信用净额越低，且在产品市场竞争优势越大的公司，其降低商业信用净额行为越显著．机制检验发现：在面临较高通货膨胀风险时，公司不仅会选择降低应收账款，而且会选择增加应付账款来降低商业信用净额，表现为一种“对冲”行为，从产品竞争地位来看整体支持了商业信用“对冲”行为的“能力观”．以上研究不仅从非对称性贬值风险视角揭示通货膨胀对商业信用风险的形成机理，而且从风险规避视角解释了通货膨胀与企业商业信用结构调整之间的逻辑关系，拓展并丰富宏观经济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机制的相关研究．

摘要:通过改进性地引入最小密度法解构了我国银行间双边风险敞口矩阵，在此基础上运用密度估计构建了契合我国银行间网络层次结构的核心－外围模型，实证甄别了系统重要性银行，并研究了我国银行间网络关联性和系统性风险．研究表明：１）核心块动态组成作为系统重要性银行在我国银行业网络层次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２）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规模随时间的变化呈现出“庞大无序－两极分化－多但有序”的三阶段特征，表明我国银行系统日渐稳定，但仍需重点关注系统重要性银行以防范系统性风险；３）金融动荡时期，系统重要性银行与其他银行的关联强度和关联权重下降，积极的监管措施会使不良关联特征得到明显改观．本研究可为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基于银行系统重要性的针对性监管提供有益参考．

摘要:引入极值理论模型，依次测算我国上市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自身极端风险概率、极端风险网络关联度以及金融系统整体极端风险网络关联度．2017年金融强监管周期开启后，证券、信托、保险三类机构自身极端风险概率均有所降低；三类机构的极端风险网络关联度也均降低，但仍需要进一步监管；金融系统整体极端风险网络关联度亦明显下降．面板回归结果显示，金融强监管政策显著降低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极端风险网络关联度；影子银行规模比重对极端风险网络关联度呈Ｕ型影响，最优规模比重约为0.35，部分机构需进一步降低影子银行规模比重，监管层需要注意监管边界，维持影子银行业务适度发展．

摘要:为遏制投机行为、稳定大宗商品市场，我国在2016年频繁出台政策调整商品期货交易规则．本文利用交易账户数据探究政策调整对投资者杠杆的影响．研究发现，交易规则的改变确实降低了投资者杠杆，且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机制：一是调整后投资者受到追加保证金的压力增大，被迫降低杠杆；二是调整后市场波动率增大，投资者有降低杠杆应对市场风险的需求．

摘要:创新是当今时代的重大命题，企业通过持续创新以提升竞争力．与此同时，不断增加的研发费用和研发产出的不确定性促使企业寻求研发合作．本文探究了存在技术溢出下领导企业与追随企业的研发合作动机，重点分析了研发合作对企业竞争力、行业总研发投入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并讨论了政府如何在不同的溢出水平下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本文构建了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领导企业和追随企业在第一阶段决定是否建立研发合作，在第二阶段同时决定研发水平，在第三阶段进行序贯产量竞争．研究发现：首先，不同于静态博弈的情形，在序贯产量竞争中，只有当溢出水平在较低的范围内时，领导企业和追随企业才会建立研发合作关系；其次，研发合作可能会削弱领导企业的市场势力；最后，市场结果可能是无效的．本文的研究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