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风险溢出是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和演化的核心动因，因此，探究风险的溢出路径与强度至关重要.为了弥补传统方法在维度与参数上的局限，本文将非参数条件互信息检验与因果网络结构学习算法相结合，提出了一种新的非参数高维因果网络构建方法来分析金融系统波动溢出的动态联动性和风险传递机制.此文在非线性合成数据集中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和稳健性并根据因果拓扑关系构造最优预测子集对序列进行多因子预测.并将该模型应用于构建2013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全球81家能源公司日度股票收益的波动溢出网络，测量基本面与投资者两种维度的风险溢出强度动态变化并进行预测分析.此外，结合企业财务数据和宏观经济变量，考虑企业之间的业务异质性，探索风险溢出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能源产业链的上游以及高油价风险敞口的能源企业表现出较大的风险外溢效应和风险承受程度；2)除公司规模以外，企业资产收益率，边际收益等因素也影响溢出效应的强弱；3)能源公司的风险溢出在业务上存在很大差异，溢出驱动因素也有所不同，这对于在投资组合决策和监管政策设计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4)虽然因果预选信息选择策略结合非参数模型的短期预测效果要优于结合参数模型，但是随着预测步长的增加，参数模型的优势却更明显.

摘要:一直以来，消费信贷市场上的选择行为和激励行为都难以在实证上被检验.本文与某家线上信贷公司合作，通过随机提升借款者信用额度的实验，检验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否存在于我国的线上信贷市场.研究发现：1)与逆向选择相一致的是，违约率高的借款者会选择更大的借款金额，选择多借100元的借款人，违约风险相应高12%; 2)与道德风险相反的是，借款者面对大额借款的违约率反而更小，借款金额每增加100元，还款概率上升3.3%.机制检验发现，借款者的正向激励行为同时受到实现成本(催收效应)和机会成本(未来流动性)两方面的作用.本文的结果对信用评级等贷前审查环节具有借鉴意义，同时也对消费信贷的激励机制设计等贷后监督措施有现实启示.

摘要: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消费信贷迅速发展，其与传统消费信贷之间存在互补还是替代关系引发关注.在此大背景下，本文基于包含获客成本、申请成本与违约风险识别效率在内的信贷市场均衡模型，从理论层面阐释了互联网消费信贷与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之间存在互补性，并从中国某头部金融科技公司随机抽取2017年1月至2019年7月连续31个月50万名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用户的海量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互联网消费信贷与传统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的相关性由收入效应和竞争效应共同决定，且在全样本中收入效应显著大于竞争效应，整体上呈现正向关系.进一步地，本文在引入下沉市场程度后发现，随着消费市场逐步下沉，收入效应与竞争效应此消彼长，在下沉市场表现出一定的互补性，且随着下沉程度加深，这种互补性表现得更为显著.这表明互联网消费信贷服务能够触达传统商业银行信贷无法触及到的“增量”下沉市场，促进消费升级和普惠金融发展.此外，本文还发现金融科技平台的大数据风控授信与商业银行的授信效果在下沉群体中无显著差异，并未随着消费群体下沉而发生系统性偏离.为正确认识金融科技与传统金融之间关系，进一步推进普惠金融与消费升级提供了有益启示.

摘要:基于45家上市金融机构2015年1月至2020年3月的月度数据，从反映系统性风险的极值风险与传染效应两个维度各选取一个指标，即条件在险值差(ΔCoVaR)和吸收比率差(ΔAbs),并利用网络爬虫与文本分析构建金融机构网络舆情指数.然后，采用静态面板与动态面板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网络舆情与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系，考察网络舆情的中介效应，并从金融机构的类型和规模层面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积极和消极网络舆情对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存在差异性；2)网络舆情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的潜在传染渠道；3)网络舆情的中介效应在不同类型和规模的金融机构间存在异质性.

摘要:作为新兴金融业态，互联网金融在发挥普惠金融等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加剧金融风险传播的可能，但目前尚未有文献对互联网金融对金融风险传播的影响进行严格分析.本文从行业间极端金融风险传播的视角出发，首次对此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本文首先构建理论模型刻画了互联网金融影响行业间极端风险传播的机制，接着利用我国31个省份、18个行业的股票收益数据，以及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构建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发展加剧了实体经济行业间极端金融风险的传播，也使得金融与实体经济行业间的极端金融风险溢出程度增加.因此，在发挥互联网金融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重视防范行业间的极端风险传播，以维护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

摘要:投资者在资本市场社交媒体中的广泛讨论与互动，为上市公司之间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社交媒体联结关系，本研究考察了社交媒体联结对公司股价溢出效应的影响.利用2017年6月至2019年12月的A股上市公司监管处罚作为外生冲击，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被监管处罚后，短期内受处罚公司的累计超额收益率显著为负，同时与该公司存在社交媒体联结关系的公司的累计超额收益率也显著为负.排除竞争性解释和使用工具变量方法都证明社交媒体联结强度与股价溢出效应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同时，进一步分析也表明个人投资者负面情绪的传染效应是其中的重要影响机制.本研究拓展了人们对于数字经济时代社交媒体重要价值的认识，为加强中国资本市场风险管控提供了参考.

摘要:推荐系统(RS)通过分析用户(消费者)数据而向其提供感兴趣的产品信息，这些推荐的产品信息通过改变消费者的(后续)浏览路径以实现推荐目的.由于相关研究数据的稀缺，以往研究鲜有在考虑“用户(消费者)-平台”关系情况下，探讨RS对平台消费者行为影响的成果.为弥补这一研究空白，本文提出三个理论假设并实际验证了在“用户(消费者)-平台”亲近性下RS对消费者的信息处理效率、平台访问频率以及购买频率的影响.提出假设时充分考虑了共享平台的特点，并利用一个家庭厨房共享平台的独特数据集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与未采用RS服务的消费者群体相比，采用RS服务的消费者的信息处理效率反而显著降低.此外，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与平台关系密切且采用RS的消费者具有更高的访问频率和购买频率.

摘要:基于股指成分股基本面和技术面数据构建了时序股票关联网络，然后利用深度图神经网络学习股票关联网络层次化表征，以端到端的方式获得候选预测信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考虑动作评估反馈的深度强化学习方法(Action Evaluation Feedback based Deep Q-Learning, AEF-DQN),旨在将不同的候选预测信号融入智能体的动作空间，并基于股票关联网络层次化表征、股票市场整体运行状态和历史动作评估反馈学习环境状态；借鉴前景理论中的参照依赖特性估计奖励值函数，从而建立状态、动作与奖励值之间的映射关系.最后，采用沪深300指数、标普500指数、英国富时100指数和日经225指数的成分股历史数据，构造了股指期货交易模拟器，在投资胜率、最大回撤率、阿尔法比率和夏普比率4个回测指标上对股指预测模型展开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通过层次化聚合股票关联网络的节点属性信息可以动态捕捉不同行业对股指价格波动的影响，进而可提升预测方法的准确率；2)考虑动作评估反馈的深度强化学习结构可智能化选择适用于当前股票市场环境的最优模型结构，进而可提升预测方法的鲁棒性.

摘要:随着供应链的全球化和商业环境的瞬息万变，如何应对供应风险，是企业运作管理中需考虑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采用建模分析法研究了近年来运作实践中新出现的一种风险应对策略——与对手合作，并建立了如下供应链竞合模型：模型考虑一个产品制造商需向一个具有随机中断风险的供应商采购某种核心零部件以制成产品，并与对手在市场上展开竞争，其中对手是一个能够自己生产该零件并制成产品的集成制造商；在供应商的供应中断发生后，产品制造商可以从竞争对手处对零部件进行补货.研究发现，在上游供应商获得订单且发生供应中断的前提下，两个制造商之间的补货合作一定会达成，这意味着补货合作选项具有风险应对效应.然而从总体上看，依赖于市场潜能、供应的可靠性、产品间的替代性以及成本的大小，两个制造商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既可能共存，也可能互斥(即只竞争不合作或只合作不竞争).除此之外，区别于既往文献的经典研究结论——“下游企业紧急补货选项的存在使具有供应风险的(上游)主供应商获得的订货量减少”,本文在引入供应链竞合之后却发现：补货合作选项的存在竟然会使具有供应风险的上游供应商获得的订货量增加，即两个制造商之间的合作具有向上的溢出效应.而且本文还发现，与没有合作选项的情形相比，合作的存在使两个制造商投放到市场的产品总量增加，即两个竞争性制造商之间的补货合作还具有向下的溢出效应——降低了市场价格从而提高了消费者剩余.

摘要:企业环境违法违规行为可通过信贷违约风险和企业声誉影响其债务融资成本，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考察了该影响，并进一步从产权性质、行业污染强度、时间和空间效应四个维度分析了影响的异质性.实证结果显示，企业的环境违法违规行为会带来更高的债务融资成本；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发生环境违法违规行为之后，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仍具有债务融资成本优势，且重污染行业企业将面临更高债务融资成本.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制度的逐步建立与实施，在一定时间内会大幅提高企业环境违法违规成本；样本期内，企业环境违法违规行为对其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只在东部地区显现.研究证实了国家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的债务融资约束政策已初显成效，为企业积极配合国家的环境治理政策，响应“双碳”战略目标，实现低碳绿色转型提供依据.

摘要:以中国A股民营企业为样本，以《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文件)的实施为契机，考察股利税税率降低后公司自然人第一大股东是否利用分红“掏空”公司.研究发现：股利税税率降低后，自然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现金分红提升的可能性越大；但从投资者角度来看，自然人第一大股东干预分红的行为并不损害公司价值.还发现，股利税税率降低后，自然人第一大股东获得分红有助于降低公司“资金占用”水平，并且股利税税率降低对自然人第一大股东分红动机的激励作用仅在公司治理较好时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