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传统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框架下，将“经济增长率偏好”显式地引入到效用函数，从理论上分析这种因喜欢高增长率的偏好对经济所产生的潜在影响.研究发现，许多结果与直观想象是有差异的.它对稳态消费的影响并不像预期那样是单调递增的，适度的经济增长率偏好才可以使得稳态消费超过传统模型中的稳态消费；如果初始资本存量已经比较高，那么经济增长率偏好的上升反而会使得总效用降低；经济收敛速度在稳态附近随经济增长率偏好的上升将变得更缓慢；时间偏好等参数对稳态资本存量的影响也不再具有单调性.研究结果说明，政府过度地追求高经济增长率或不顾发展阶段一味地偏好经济增长率，都可能会带来产能过剩、总效用降低等负面影响；通过诸如“晋升锦标赛”等反映经济增长率偏好的激励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其作用可能十分有限.

摘要:当前中国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现象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企业金融化是否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有待检验.本文以2005年—2019年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经济周期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情境因素差异.实证分析发现，在经济上行期，企业金融化程度提高，表明当前中国上市公司配置金融资产的“投资替代”动机较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管理者面临业绩压力越大的公司，经济周期对企业金融化的促进作用越强，而在低高管持股比例、高融资约束和低行业竞争的公司，经济周期对企业金融化的促进效应被削弱.本文从宏观经济层面验证了企业金融化的“投资替代”动机，不仅丰富了经济周期和企业金融化相关领域的研究，而且对政府和监管部门引导企业适度配置金融资产、防范金融风险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摘要:采用1997年—2019年EPFR基金层面微观数据，从投资者结构出发，研究了全球金融周期对新兴市场跨境股票资本流动的异质性影响及其潜在原因.结果发现，新兴市场的跨境股票基金资本净流入相对全球金融周期呈顺周期性，并且相比于共同基金，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对全球金融周期的敏感度是其1.7倍～1.8倍.其背后的原因在于，ETF的投资者中有着更高比例的短期投资者和基准指数驱动型投资者.此外，本文还以MSCI-新兴市场指数为例，讨论A股被纳入国际基准指数的影响.并通过宏观层面加总分析，以及进一步分解全球金融周期因子等方法验证了本文结论.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随着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扩大开放，政策制定者除了监测跨境证券资本流动的总体规模，还应对资本流动背后的投资者类型和结构进行监测，并由此采取相应的宏微观审慎管理措施以防范外部冲击带来的金融风险.

摘要:股票市场存在跳跃自激发现象和波动率集聚特征已经成为共识，但市场内部随机跳跃和连续波动间是否会相互转化、波动累积是否触发随机跳跃等问题尚存争议.为此，本文将连续波动的累积变化视作价格的“量变”,间断跳跃视作“质变”,采用动态跳扩散双因子交叉回馈模型，借助条件特征函数，引入广义矩估计与粒子滤波方法(GMM-PF),针对具有代表性的国际股票市场进行实证研究，并捕捉和量化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显示，随机跳跃和连续波动呈现协同演化、交互传导的现象，一方面随机跳跃将改变下一期的波动率，另一方面量变引起质变，波动率累积也会提高未来的跳跃达到率.同时，与极大似然粒子滤波估计(MLE-PF)、序贯贝叶斯学习方法(SBL)相比，本文提出的GMM-PF方法可实现估计精度与估计效率的联合最优.研究还发现，跳扩散之间的传导机制在不同市场中存在较大差异，针对各个市场的量化结果来看，量变引起质变的程度普遍大于质变引起量变的水平.相比境外发达市场，大多数新兴市场对跳跃风险的消化、转移和分散能力相对较弱，其跳跃集聚和持续性处于较高水平.由此可见，监管当局和投资者有必要对跳跃演变规律给予足够重视.

摘要:为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我国深入推进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改革，并自2015年起全面实施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政策，自此我国地方政府举债权得到实质放松.为评估该政策取得的实际效果，本文在测得2009年—2019年全国30省、市、自治区包含除西藏、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外的中国所有省级行政区.债务规模数据的基础上，借助机器学习方法和广义倍差法考察了举债权放松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并使用2012年—2017年关于城投债发行的微观数据，进一步剖析政策实施对以城投债、城投平台为代表的隐性债务及其发行主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从省份层面来看，放开地方政府举债权在总体上有助于缓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但缓解程度在不同财政透明度的地方政府中存在异质性.从微观城投债券层面来看，政策实施后城投债隐性担保强度有所减缓，城投债发行更趋市场化.本研究有助于决策部门评估放松地方政府举债权的实际政策效果，并对进一步推进地方政府债券管理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摘要:水资源作为社会生产与人民生活最重要的基础性资源之一，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健康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利用中国资本市场2007年—2017年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及水污染信息，本文研究了CEO童年干旱经历对公司水资源保护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CEO童年(5岁～15岁)经历的累积重大干旱时间与公司水资源保护绩效显著正相关，表明童年干旱的“烙印”及由此造成的水资源忧患和风险意识促使了CEO提升公司水资源保护绩效.此外，CEO当前水资源匮乏感知强化了CEO童年干旱经历对公司水资源保护绩效的正向影响.上述发现经一系列敏感性测试及使用差分模型控制内生性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污染控制部门是CEO童年干旱经历与公司水资源保护绩效之间的中介变量，《环境保护法》的施行强化了CEO童年干旱经历对公司水资源保护绩效的正向影响，且CEO童年干旱经历对公司水资源保护绩效的正向影响仅在制造业与污染性行业的公司中得到支持.

摘要:本文以卖方分析师在《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中获奖作为其声誉获取的代理变量，实证研究了分析师股票推荐的极端表现对其声誉获取的影响.发现：1)在控制分析师年度平均股票推荐表现后，其年度最佳(最差)股票推荐表现进入全市场年度最佳(最差)表现，对其获奖概率有显著正面(负面)影响；2)分析师的已有声誉对上述机制具有放大作用——对曾经获奖的分析师而言，其年度最佳(最差)股票推荐表现进入全市场年度最佳(最差)表现，对其获奖概率的正面(负面)影响更大；3)分析师的年度最佳股票推荐表现和最差股票推荐表现对其获奖概率的影响非对称——分析师的最佳和最差股票推荐表现同时进入全市场年度最佳和最差表现，对其获奖概率有正面影响；4)荐股报告发布前一段时间的股票原始收益率和超额收益率进入全市场年度荐股最佳表现，对其获奖概率也有显著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