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工业部门(包含电力工业)是中国碳排放量最多的国民经济部门.探寻工业部门合理有效的碳减排路径是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的关键.本文分解了中国2000年—2019年工业碳排放历史演变路径的驱动因素，预测了三种情景下2019年—2060年工业碳排放的潜在演变路径，估计了工业部门碳中和进程中所需的投资额，讨论了不同减排时点选择下投资需求的异质性.研究发现：1)规模效应和效率效应是历史演变路径中最关键的驱动因素，而化石能源清洁转化效应、化石能源内部结构效应和清洁能源替代效应的影响较小；2)非电力工业未来核心的碳减排技术路径为能源效率提升和清洁能源消费替代，电力工业未来核心的碳减排技术路径则为清洁能源发电替代；3)在当前的技术水平下，工业部门碳中和的进程中需要超过300万亿元的巨额投资，所需投资主要集中于高排放的非电力工业.本文最后提出了“以技术为核心，以市场为机制，以政策为引导”的中国工业部门实现碳中和的战略选择.

摘要:加快构建领军企业创新链是我国科技发展征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然而，目前对领军企业创新链的模式尚缺乏深入研究.本文聚焦产品类型和技术创新路径这两个重要的情境因素，选择四家分属不同情境的中国领军企业作为案例企业，通过对案例企业在其关键产品研发中的创新链部署过程进行多案例比较分析，探究领军企业创新链的模式及其与创新情境的匹配.研究发现，产品类型和技术创新路径对领军企业创新链的结构与运行特征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在数据资料中对案例企业创新链部署过程进行扫描，分别从创新链的结构与运行视角对不同情境下领军企业创新链的特征进行了归纳，提炼了领军企业创新链的四种模式，分别是：“共生开放型”、“线性开放型”、“共生聚合型”和“线性聚合型”;并采用模式匹配技术构建了情境因素与领军企业创新链模式之间的关联.研究结论可以为不同行业的领军企业根据所处情境有效部署创新链提供理论指导，并为政府制定创新链相关政策提供有效参考.

摘要:数字化转型需要企业认知转变与资金投入的共同推动，即数字化认知与数字化投资的互补增效，而高管团队的结构特征在其中扮演重要作用.根据高层梯队理论，高管团队的背景结构影响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认知，成为数字化投资能否为企业增效的关键影响因素.本研究基于208家医药上市企业2010年—2019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析并检验了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异质性和金融背景主导性对企业数字化投入产出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的数字化投资与数字化认知相互依赖、互补增进，两者共同推动企业成长性价值；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异质性能够强化两者的互补效应，而高管团队中金融背景成员的增加会弱化该效应.

摘要:家族企业追求“基业长青”,其在对待员工这一重要利益相关者时，是否会表现出显著的行为偏好和特征?本文切入劳动力成本粘性的研究视角，以2003年—2019年民营上市公司为对象，考察了家族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决策行为表现及其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进行劳动力成本调整时会表现出更强的粘性特征，且随着家族持股水平提升、进入代际传承阶段以及董事会中家族成员占比提高，劳动力成本粘性现象会更加突出.进一步研究发现：维护员工关系和保持良好声誉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家族企业中的劳动力成本粘性具体表现为用工粘性，而非薪酬粘性；行业竞争程度和非劳动密集性都会加剧家族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粘性；家族企业承担适当的劳动力成本粘性还有助于促进生产效率，实现劳资“互惠”.本文既丰富了家族企业行为特征和成本粘性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也为处理劳资关系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启示.

摘要:每年富豪榜的新晋榜单总是吸引着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热议，这必然会对上榜富豪的个人生活及其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本文收集整理了2005年—2017年间“胡润百富榜”上榜富豪及其控制的上市公司名单，实证检验了实际控制人上榜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在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模型较好地控制内生性问题后，本文发现，实际控制人上榜的公司在上榜之后相对于实际控制人没有上榜的公司捐赠水平更高，这一结果经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显著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媒体关注特别是负面媒体关注在实际控制人上榜和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上升之间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进一步横截面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实际控制人上榜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在实际控制人上榜名次靠前、实际控制人有政治身份、企业初始产权有“原罪”嫌疑、企业避税程度较高的公司中更加明显.这些结果表明，富豪身份标签给上榜企业家带来了更高的社会责任预期和更强的舆论监督，为强化自身合法性和正当性印象，上榜企业家会更积极地参与慈善捐赠活动.

摘要:供应链成员的决策受到决策者行为特性的影响.本研究以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系统为研究对象，实施管理实验探究供应链成员定价决策行为.分别以认知层级模型、有限理性模型，以及认知层级与有限理性结合的综合模型刻画决策者行为，并对比分析三种模型的似然估计结果，得出综合模型能够更好地解读供应链成员的定价决策行为，揭示了决策者定价行为偏离理论决策最优的主要原因是决策者对其他决策者战略能力推理水平的不一致性信念，以及无法对其他决策者决策做出最优反应的决策偏差.同时，决策者的认知层级受到其决策顺序的影响.相对于先行动者可以获得的信息，由于后行动者可以接收到先行者的决策信息，所以后行动者的认知层级较高.

摘要:房地产是当前中国最大的“灰犀牛”之一.本文首次就房地产行业冲击对我国所有行业可能造成的系统性风险影响进行了压力测试.为克服以往二维压力测试无法刻画所有行业之间联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动态高维Copula(DHDC)宏观压力测试方法.还提出了一种新的系统性风险度量—条件市值损失(CoMVL),它结合了已有风险度量CoES和MES的优点，又融入了市值信息，从而更好地测量负向冲击的影响.利用中国18个行业的指数回报数据，基于DHDC压力测试的实证分析表明：房地产行业冲击对其他各个行业产生了广泛的不利影响，如果未来一个月内房地产行业累积收益率下跌20%,将会导致制造业、金融业、信息技术业和采矿业的市值分别下跌10.14万亿元、0.81万亿元、0.65万亿元和0.42万亿元，收益率分别下跌29.10%、7.81%、15.27%和10.92%;房地产行业冲击对一个行业造成的市值损失75%以上归结于间接影响，即房地产行业通过影响其它行业而其它行业又对目标行业造成的影响.风险溢出网络分析表明，房地产行业冲击主要通过信息技术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交运仓储业、水电煤气业和建筑业六个行业对制造业和金融业产生了不利影响.拓展分析还表明，房地产行业冲击时间越长，对其他行业产生的不利影响也就越大；而且房地产行业负向冲击产生的影响要大于同等幅度下正向冲击产生的影响，即当前稳定房地产下跌预期对防范系统性风险相对更加重要.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都证实了本文结果的可靠性.本研究对于全面理解和防范房地产行业冲击对其它各行业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引意义.

摘要:投资者非理性是影响资产价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检验投资者非理性特征对股票异象的影响，本研究利用1997年—2020年的股票交易数据，基于异质信念指标的构建思路构建了一个非理性信念指标，并实证探究了该指标对股票异象的影响.结果发现，非理性信念对未来收益具有负向预测能力；为了检验该指标对异象收益的解释能力，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市场因子(MKT)、规模因子(SMB)和信念因子(FMG)的信念因子模型，并复制了市场摩擦类、动量反转类、价值成长类、投资类、盈利类和无形资产类等102个股票异象，使用CAPM模型、FF-5模型、CH-3模型和信念因子模型对比发现，无论是调整的alpha值显著性还是GRS检验结果，信念因子模型都具有相对优势，说明非理性信念可能是导致股票异象形成的主要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