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是人类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面对新冠疫情、自然灾害、局部战争、贸易战等事件，全球粮食贸易网络的脆弱性直接影响国际粮食安全，如何度量贸易网络的脆弱性并提供风险防控策略，是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本研究基于效用函数理论，构建异质主体大米贸易决策模型，运用图神经网络(graph neural network)模型和优化算法学习决策模型参数，模拟国际大米贸易网络演化，探究经济体贸易行为的演化规律.在贸易战、新冠疫情冲击而导致的全球贸易关系变化的现实情景下，通过计算实验进行政策模拟和评估，探究经济体大米贸易在面对外部冲击时的脆弱性.研究发现，在大洲层面上，亚洲和欧洲、非洲和大洋洲、北美洲和南美洲分别具有相似的脆弱性；在经济体层面上，当贸易关系增加时，中国大陆、意大利和泰国所受影响较大，而印度和巴基斯坦所受影响较小.本研究运用图神经网络和优化方法解构蕴藏于贸易网络结构中的诸多影响因素，重构经济体特征属性，充分考虑多主体计算实验模型中个体属性异质性，从而保证模型更加贴合现实贸易环境，使得计算实验结果具有更高的参考价值.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是融合数据驱动和机制建模两大研究范式，具有高度的可扩展性和迁移性，可应用于不同领域的复杂系统并分析其脆弱性或网络动力学特征.

摘要:2021年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立法草案通过，意味着新兴国家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的碳关税之争即将打响.基于全球投入产出数据的分解表明，中国大陆是全球出口隐含碳排放最多的经济体，占全球贸易隐含碳排放总量的25.94%;巨大的碳排放量使得中国将不得不面临欧美碳关税实施带来的重大冲击.通过构建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和多国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反事实模拟欧美征收碳关税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当碳价格为60美元/t时，对应欧美对从中国进口商品平均额外加税1.77%～1.78%;此时，欧美同时征收碳关税会使得中国社会福利水平下降0.14%,总产出下降0.40%,总出口下降2.03%,其中出口至欧盟和美国的商品分别下降8.04%和7.98%;从行业层面，化学和化工产业、金属冶炼加工业、计算机、电子和光学设备制造业、电气设备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出口分别下降5.03%、6.13%、5.46%、12.31%和2.79%.中国应未雨绸缪，提前推进计算机、电子产品与设备制造等相关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以应对未来的全球碳关税竞争.

摘要:在当前我国人口红利消失和“老龄化”的背景下，从人口结构和城镇化视角研究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机制，可以丰富现有房地产市场的理论研究.本研究基于生命周期假说建立了一个包含住房需求的世代交叠模型，选取了2000年—2021年我国的省级面板数据，以面板工具变量方法分析了我国城镇化与人口结构对住房价格的影响.本研究发现，用抚养成本作为工具变量控制人口结构的内生性后，人口老龄化对房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地区的检验显示，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在东部地区的影响都更为显著；最后，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发现住房价格存在显著的跨地区溢出效应.

摘要:创新驱动已经上升为国家的重要战略，互联网新企业作为典型的创新驱动型创业受到学术界和实业界的高度关注.然而，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新企业面临着制度空洞、技术快速迭代等更为复杂的运行环境，技术、制度、商业模式创新如何驱动互联网新企业成长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基于创新驱动创业的理论视角，探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如何驱动互联网新企业的成长路径.基于CPSED II的460家互联网新企业数据，将企业划分为产品主导型企业和服务主导型企业，利用fsQCA方法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单项前因条件并不构成新企业高成长的必要条件，但是高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在推动新企业成长方面发挥着较普适的作用；2)创新驱动互联网新企业成长有4种路径，分别是制度和商业模式直接驱动，制度和商业模式直接技术间接驱动，商业模式直接制度和技术间接驱动，技术、制度和商业模式直接驱动；3)通过对两种类型的企业对比研究发现4种路径又存在差异；4)非高成长组态的驱动机制与高成长组态的驱动机制存在非对称关系.结论有助于深化理解创新驱动的互联网创业现象背后的因果复杂性，并为互联网新企业成长提供建议.

摘要:近年来，同业监督事件频频发生，同行业企业逐渐成为重要的公司治理外部主体.本研究以格力电器举报奥克斯空调虚标能效的案例为基础，提出了中国背景下同业监督竞争效应与社会资本效应双重作用的成本与收益理论框架，并通过该框架分析了同业监督的动机、后果及机制.研究发现，在此次同业监督事件中，社会资本效应发挥了比竞争效应更强的作用，导致监督方和被监督方股价双双下跌.而监督内容被监管者核实后，监督方赢得了市场的理解与支持，股价上涨，被监督方股价进一步下跌.长期来看，同业监督发挥了重要的治理效应，促使被监督方奥克斯做出积极改变，协助监管部门加强对整个行业的监管，最终维护了市场秩序、助力了绿色环保发展.本研究拓展了公司外部治理的研究，为同业监督场景中监督方、被监督方、监管机构以及投资者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同时也为中国背景下同业监督治理效应的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

摘要:研究高技术产品竞争市场中授权方的软件平台授权策略以及受许方的平台开发决策，通过建立双边平台在竞争与合作情况下的博弈模型，分析博弈双方的决策条件以及不同策略组合下企业的定价模式.研究发现：若平台授权方产品价值优势较高，对授权方而言，取消授权策略更优，受许方应开发新的软件平台以免失去当前市场；若授权方产品价值优势降低到中等偏低水平，授权方应在受许方开发新平台的情况下继续授权，而在受许方不开发新平台的情况下取消授权，受许方应开发新平台但继续采用授权方授权的软件平台；若授权方产品价值优势不显著，无论受许方是否开发新平台，授权方均继续授权软件平台，此时受许方的最优策略为不开发新平台并继续使用授权平台；若平台授权方产品价值偏低，授权方应继续向受许方授权软件平台，受许方应开发并采用新平台.

摘要:从供应链系统角度给予客户柔性不确定交货时间自由，一方面可以提高供应链竞争力和客户满意度，而另一方面则会对供应链系统高效运营带来挑战.基于此需求，本研究考虑供应链协同制造模式下协同企业具有不同生产启动成本、需要提前准备和采购期较长的特点，构建基于盒子不确定集交货期下的两阶段供应链协同鲁棒调度优化模型，实现降低决策保守性及供应链系统成本优化.针对该模型采用行列生成(C&CG)算法框架精确求解，依据模型目标函数对于不确定参数的凸性质对子问题进行转化从而构造出对偶问题简化求解.数值仿真算例分析了交货期不确定区间变化对两阶段鲁棒调度策略的影响，并针对不同订单真实交货期场景下的单阶段鲁棒最优成本、两阶段鲁棒最优成本和事后最优成本进行了对比.同时，对预估及真实交货期区间存在偏差下的真实成本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两阶段鲁棒决策成本显著优于单阶段鲁棒成本，与事后最优成本相比差距也不大，且在不同交货期实现的场景下总成本波动较小，并对交货区间预估偏差的敏感性显著小于单阶段鲁棒方案，从而验证了两阶段鲁棒优化模型可显著改善调度策略的保守性和不灵活性，有效应对柔性不确定交货时间的需求.

摘要:全面转向注册制将对中国资本市场产生全局性重大影响.但现有文献没有回答债券市场发行审核权下放、转向注册制会缓解还是加剧债券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基于Bolton, Freixas和Shapiro^[1]经典模型，结合中国债券市场特点，扩展建立了垄断竞争下的信号博弈模型，得到注册制下评级膨胀分离均衡解及相应的检验假设.实证部分利用中国公司债发行“注册制”转型（核准制改革）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工商登记号精准匹配公司债券和中期票据的实证策略，给出了支持注册制下评级膨胀分离均衡的证据.证据表明，头部评级机构会利用公司债发行制度改革形成的套利空间实施垄断型评级膨胀，而其他评级机构则会随后实施竞争性评级膨胀，发行主体会增加私有信息隐藏.建议从强制信息披露、提高信誉惩戒、加强投资者教育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中国债券市场注册制改革的配套制度建设.

摘要:基于中证500指数的定期调整，本研究采用模糊断点回归分析方法，探讨股票指数调整对中国上市公司外部融资行为和公司杠杆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检验外部环境和公司特征因素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入选指数成分股后公司的债务融资额和权益融资额都在提高，但债务融资额增加幅度大于权益融资额，使得公司债务杠杆率上升.入选指数成分股主要通过提高内部治理水平和改善外部融资环境等影响外部融资行为和公司杠杆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时、牛市状态、分析师追踪数量少的公司、非国有企业和高成长性公司在入选指数成分股后公司杠杆率增加更显著.本研究证实了股票指数调整具有信息传递作用，应该通过信息改善提高公司治理和优化融资环境缓解公司融资约束，增加公司的外部融资机会进而调整公司杠杆率.

摘要:综合采用2005年—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城市发展以及金融生态环境指标数据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视角实证研究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杠杆率及其动态调整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与企业杆杆率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即金融生态环境恶化将导致当地企业杠杆率持续下降，且这一效应在2008年之后、东中部地区和长期负债样本尤为显著.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政府干预和企业融资约束是金融生态环境影响企业杠杆率的主要机制.最后，考察金融生态环境对杠杆率动态调整的影响，结果显示，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恶化会显著降低企业杠杆率的调整速度，且在非国有、中小规模和融资约束较低企业样本更为明显.本研究得到的结论为积极地鼓励和引导地方政府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以支持企业科学地制定融资决策，进而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提供了现实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