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资本市场开放是我国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内容，对于优化投资者结构、提升市场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异质性主体思想构建开放状态下的资产定价模型，探讨“沪港通”的实施对投资者非理性行为及市场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开放对两类代表性投资者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沪港通”的实施并不会对投资者的主观随机行为产生明显作用.相比之下，“沪港通”的实施不仅会直接降低投资者羊群效应的总体水平，也将强化宏观经济变量对羊群效应的影响，使羊群效应在人民币升值和Libor上行时得以减弱.本文综合考虑理性、非理性因素构建本地市场效率指标，发现“沪港通”的实施将增强本地市场基本面对股价变化的驱动力、提升本地市场效率.本文的结果有助于理解资本市场开放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影响，为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开放提供经验依据.

摘要: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需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与水平.本研究从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的角度考察其对企业金融化的积极治理效应.利用深交所上市公司披露的机构调研数据以及问答详细文本，本研究实证检验了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能显著地抑制企业的金融化行为，这一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测试.结合调研详细内容进行主题文本分析，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对企业金融化治理作用的可能机制：改善主营业务状况与促进创新研发投入.异质性分析显示，机构实地调研的治理作用在两职兼任和产权性质维度上呈现差异.本研究从实地调研这一机构投资者具体的参与治理方式出发，为如何引导企业“脱虚返实”,深耕主业以及更好发展机构投资者提供了可行启示.

摘要:基于一个区分金融交易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的思想实验，本文构建了外部投资者风险感受影响证券市场均衡结果的分析框架，并通过一个可控、可重复的证券交易实验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投资者对于外部风险更加敏感，当外部风险达到临界值时，外部投资者应对策略的改变会引发证券市场收益率和交易量的跳跃性变动，外部风险存在价格效应和数量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提示我们，中国证券市场“暴涨暴跌”的根本原因可能在于上市公司控制人存在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

摘要:本文运用梯度提升回归树和随机森林算法同时考察以往文献提及的、能够影响公司避税的6个方面的64个公司内外部特征，对避税程度的预测能力.发现避税工具特征，尤其是捐赠支出、应计盈余、员工人数、研发支出，对避税程度有较强预测能力，而公司外部特征的预测能力普遍较弱.考察关键预测特征与避税程度的关系发现，通常避税程度会随捐赠支出、员工人数的增加而减少，随应计盈余、研发支出的增加而增加；少数情况下避税程度与员工人数正相关，与应计盈余、研发支出相关性不强；捐赠支出与总资产收益率、应计盈余与监事会规模、员工人数与CEO任期、研发支出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存在交互作用.且基于决策树的机器学习算法比线性算法预测能力更强.该结果说明在税收征管和智慧税务建设过程中可以更多关注避税工具特征，制定政策时需注重降低避税工具可得性.

摘要:大语言模型的垂直化发展已成为重要趋势，尤其在原油期货等高度专业化、跨市场场景下，通用大语言模型难以准确识别术语与复杂语境，且易产生前视偏差.本文提出集成大语言模型与垂直领域词典的原油新闻语调测度方法，通过融合领域词典的先验知识与大语言模型的语义理解能力，提升所测度语调的解释性与预测能力.具体地，基于2018年—2022年来自InfoBank与Factiva的93 004篇中英文原油新闻，本文构建垂直领域词典并提纯高信噪比语料，在通用BERT模型上进行领域预训练，继而结合期货收益符号开展弱监督微调，集成测度原油期货新闻语调.实证结果表明，该方法得到的新闻语调在解释和预测上海原油期货收益率方面显著优于词典法与通用模型；各项稳健性检验结果一致，并在2023年—2024年样本外预测中表现优越；新闻语调对原油期货收益率的影响主要经由投资者关注度这一中介渠道传导；在集成方法下，该机制的方向与显著性与经济逻辑保持一致.另外，进一步的风险溢出分析发现基于集成方法的新闻语调能够有效刻画国际新闻情绪对国内期货市场的尾部风险传导.本文贡献在于提出可复制的金融大模型垂直化应用路径，从收益与风险双视角揭示了新闻语调在市场信息传导中的作用机制，为原油期货市场的风险识别与政策制定提供了新的量化工具.

摘要:随着金融科技蓬勃发展，网络信贷成为金融创新的关键领域，备受学术界与业界的关注.为什么网络信贷借款人会花费高昂的利息来借款，这些借款对他们的消费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借款人的借贷行为和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值得深入探讨研究.本文基于国内某大型网络信贷平台借款人真实借贷数据，针对具有“借贷还债”特征的网络信贷平台借款人的消费行为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其一，总体而言，网络信贷对借款人借款前的淘宝消费总金额有刺激作用；其二，具有“借贷还债”特征的借款人，相较不具备该特征的借款人，在借款前短时间内淘宝消费总金额和非必需品消费显著增高，这表明他们具备一定的经济和消费实力，更倾向于购买非必需品，进行升级型消费；其三，具有“借贷还债”特征的借款人存在消费“前置”现象，往往先消费后借款.本研究尝试从网络信贷借款人借款动机这一视角出发，对借款人借款行为与消费行为的关系进行研究，对明晰借款人借款动机、助力监管者加强网络信贷行业监管，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

摘要: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DSE)构成的高层管理团队是公司财务违规的主要责任群体.将“知识图谱嵌入”技术应用于DSE履历，综合“(个人)基本特征-治理结构-交叉关联”三维特征，从“整体观”视角构建新的违规倾向指标(PIFT).基于Logit或二元Probit模型进行系列实证检验发现：PIFT越高，公司违规概率越大；与若干基于DSE履历少数特定维度的其他指标相比，PIFT具有最高的重要性.进一步检验表明：非独立董事群体对PIFT有效性起主导作用；同行业违规公司比例越高，PIFT的影响越大，但非独立董事的PIFT不受影响；公司总部所在地法治水平越高，随着PIFT增加，违规(被揭露)的可能性越大，但是否国有股权对PIFT的作用没有显著影响.希望这项工作可以为遵循标准金融实证研究范式，将知识图谱嵌入技术应用于公司金融领域建立一个新的研究起点.

摘要: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新时代的核心目标，数字金融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新的路径选择.其中，企业作为应用数字金融、创造社会财富、履行社会责任的核心主体，是把数字金融赋能转化为共同富裕成果的重要微观载体与行动枢纽.本文从企业微观视角，研究数字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层面，数字金融应用倾向越明显，推动共同富裕表现越好.基于新结构经济学与委托代理理论，从总体富裕与共享富裕两方面进行机制分析，发现数字金融通过助力企业创造物质财富、改善初次分配、为再分配提供税收保障、承担社会责任作用于企业参与共同富裕进程，并证实总体富裕是共享富裕的物质基础.本文为数字金融更好发展、实现其对共同富裕的推动潜能提供理论指引与政策参考.

摘要:制造业集聚和节能减排分别作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和目标函数，显著受到数字化创新水平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基于数字化创新的双重角色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层次调节作用，本研究采用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结合多情景分析，就制造业集聚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展开深入探讨.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与碳排放绩效之间存在“N”型曲线关系，当制造业集聚达到一定阈值之后，表现出促进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绩效的双赢局面.数字化创新具有双重角色：作为结果，数字化创新与碳排放绩效之间呈现出倒“U”型曲线关系；作为过程，正向调节制造业集聚与碳排放绩效之间的关系，而在更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情景下，数字化创新则表现出更强的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在不同情景组合下，制造业集聚分别表征出差异化的特征影响碳排放绩效.本研究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双碳目标和促成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建议.

摘要:面对复杂的供应链环境，构建长期合作关系是上下游企业利益共享、抵抗风险的有效手段，而长期合约是否具有“防重新谈判”性质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制造商和零售商的两阶段合作中，考虑需求不确定且类型在不同阶段随机变化(由于零售商更了解市场需求，因此文中也简称为零售商类型),分别构建了非对称信息下(不)完全承诺的三种合约模型，并从防重新谈判的角度分析了三种模型中的最优合约及其性质.研究发现：最优防重新谈判合约与零售商类型在两阶段的相关性相关，随着相关性逐渐增加，最优防重新谈判合约依次是完全承诺分离合约、不完全承诺分离合约、不完全承诺混同合约；当相关性较小时，零售商类型在不同阶段变化较大，导致制造商第一阶段通过分离零售商类型获知的信息并不能指导第二阶段合约的制定，因此完全承诺分离合约具有防重新谈判的性质且是最优防重新谈判合约；制造商利用第一阶段更新的信息可以制定不完全承诺分离与混同合约，当其更关注第二阶段期望利润时，不完全承诺混同合约是最优防重新谈判合约.